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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共享的文化资源

2012-09-20 11:16:30
  “经世致用”,是从古至今编史修志的目的之一。浙江本届修志十分重视方志功能的发挥,力求使之成为人类共享的文化资源。80年代修志开始后,发现旧志中的不少资料可以直接为现实服务,于是省地方志编纂室就提请各市县志办注意做好这方面的工作,并于1987年专门编纂了《方志功能面面观》一书,分港湾开发、城乡建设、资源利用、旅游开发、传统产品恢复、文物保护等12类,记载115个方志发挥社会经济效益的实例,展示浙江修志在两个文明建设中的作用。1995年,17号台风袭击浙江时,省志办提供了关于历史上台风、洪涝等自然灾害以及采取对策的资料,及时为现实服务,引起省人民政府主要领导的高度重视。1996年,当社会传言杭州将要发生地震时,及时提供关于近百年来杭州地震情况资料,稳定民心;浙江省和杭州市制定文化发展战略时,方志人积极提供资料,发表建议,受到采纳。浙东和浙南有的农村出现修家谱、造祠堂现象,省志办多次向市县有关方志办表明:要保存、利用旧家谱,但不主张普遍续修家谱;主张加以正确引导,可以从实际出发,用修村志代替修家谱,并通过报纸进行了宣传,取得较好的效果。《绍兴市志》成为人们必备的工具书,市志总纂成了地情资料的活字典。总纂任桂全被邀参与绍兴市的整体发展、保护、开发规划的论证和制订。并且被邀参与了旅游发展规划、城市建设规划、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文化发展规划的制订。
  新编地方志为各级领导提供决策参观依据,是基本的地情书。1991年10月,江泽民总书记在杭州视察期间要求看新编地方志。同年,彭真、江泽民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先后来嘉兴视察工作,都提出要查阅地方志。
  新编地方志在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增强民族凝聚力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德清籍人士沈国放在即将赴联合国任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特命全权大使时,要求将家乡的县志及《莫干山志》寄给他。各级志书出版后,广泛开展读志用志活动。如宁波市地方志办公室同宁波日报社联合举办“读市志、知宁波、爱家乡”知识竞赛,市民踊跃参赛,收到了良好的教育效果。舟山市及各县的宣传部、教委参考地方志的有关内容编写了具有地方特色的干部教育资料和地方自然、历史教材,使爱国主义教育紧密结合当地实际,推进了解家乡、热爱家乡、建设家乡活动的开展。丽水地区地方志办公室曾在《丽水日报》开辟“说古道今话丽水”专栏,以《丽水地区志》为基础内容,刊出文章30篇;以“之最”形式从志书中选取人文、地理之最的资料,进行选介,刊登“丽水之最”资料69条,受到广大干部群众的欢迎。利用《丽水地区志》有关资料,在《丽水日报》开辟“纪念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胜利50周年”专栏,揭露日本侵略军在丽水地区的暴行,反映军民抗击日本侵略军的事迹,先后刊登37篇文章。
  新编方志在内外交流和促进祖国统一大业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传媒纽带作用。江泽民总书记将《浙江方志源流》、《浙江地名简志》等17种浙江地方史志作为礼品送给查良镛先生,并在《浙江地名简志》上题字。这是浙江方志人的殊荣。新编志书传播到海外、香港、澳门、台湾,引起了浙江籍华人华侨和港澳台同胞的普遍反响,促进了相互间的沟通和交流。新编志书被在港澳台的浙江籍同胞和海外侨胞称之为“中国人的一本根。”如《舟山市志》成为夏阿国市长专程赴香港,祝贺董建华荣任香港特别行政区首任行政长官时的市礼。应香港甬港联谊会的要求,《宁波市志》被作为赠送香港甬港联谊会的礼物,以满足众多乡亲渴望了解家乡变化的愿望。《奉化市志》出版后,蒋纬国先后两次致信亲友,称该志“兼备史料与近况,编撰并著;引领盛意,虔弛谢忱”。说自己将《奉化市志》“正置书架上,当可随时翻阅查考”。除了蒋纬国来信外,前台湾“国防部”常务次长毛瀛初之子毛昭定(台北企业家)一人订了10本。国民党军界上校毛宗易一次订了6本,并积极向同乡推荐。全国政协副主席、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副主任、香港南联实业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安子介,收到故乡寄赠的《定海县志》后,写信说:“此书内容丰富,图文并茂。”并汇出港币1万元资助。和合航业(香港)有限公司董事长许志勤也汇出人民币4千元订《定海县志》50本,并与父亲许之贵各捐款1万元,作为开展读志用志活动经费。地方志由于具有深厚的文化传统,受到一些特殊人物的关心。原国民党军统头目毛森回到大陆,就索看《江山县志》,仔细读了有关章节,连声说:“共产党实事求是,了不起!”有的台胞竟一人购买志书200册,唯一要求是负责寄去。青田县有关部门把《青田县志》作为珍贵礼物赠送给知名青田籍华人华侨和港澳台同胞。台湾青田同乡会人士多次毫不掩饰地说《青田县志》是“海峡两岸青田同胞的共同文化财富”。台北青田同乡会理事、《续修青田县志》和《青田会刊》编委詹海峰先生说:“我拜读再四,爱不释手,真的精采极了!……尤其是对海外侨胞的第二代,有莫大的助益的,因为现在在海外的人,把母语早已忘得一干二净,如果不及早未雨绸缪,那么海外的后代也不知青田县什么了。”
  新编方志出版之后,流传海外,成为海外学者了解、研究中国国情的地情资料。《安吉县志》、富阳县志》等被美国国会图书馆收藏。《长兴县志》出版后,在较短时间内便销售一空,日本东京大学、韩国汉城大学等国外专家购阅后十分赞赏。日本神户市外国语大学教授太田斋、爱媛大学法文学部总合政策科专任讲师秋谷裕幸在日本见到《云和县志》后非常欣赏,认为《云和县志》方言记载古音较多,记实性强,颇有研究价值,于1997年7~9月和1998年5月、7月三次会同北京语言文化大学教授、《语言教学与研究》主编曹志耘赴云和县进一步调查方言,1998年5月底在成都举行的《方言》杂志创刊20周年学术讨论会上作题为《浙江云和方言音系》发言,后在1998年第4期《方言》上发表。绍兴市志办先后为日本、新加坡和韩国友好人士答疑,提供有关的历史地情资料。其中有日本平成天皇与会稽山、嘉祥寺、吉藏、三论宗关系的资料,鸦片战争以来的绍兴知府名单,绍兴任氏宗亲的迁徙和分布情况等。这些资料从不同角度,反映了绍兴与这些国家的某些历史渊源,对于加强国际交往,提高绍兴知名度,发挥了积极作用。
  方志之乡修志深入人心,志苑百花争艳。实践已经证明,新编地方志工作符合时代的要求,符合国家和人民的需要,它有着强大旺盛的生命力。只要我们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坚决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努力学习,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大胆探索,勇于创新,加强团结,无私奉献,在各级党委、政府的领导、主持下,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我们的目标一定能达到!浙江方志人将用热忱的劳动迎接新编地方志更加辉煌的新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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